70年 點燃青春 照亮時代

2021-02-25 17:43:00
歷博教育
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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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走在山西平遙的大街上,平遙實驗中學校長楊汝生時常會和大家熱絡地寒暄,而在平遙寧固,有很多須發花白的老人都是楊汝生父親楊毓秀的學生,楊家三代23人都從事教師職業,很多上完大學回來建設家鄉的人談起楊老師,都充滿了感激,大家都明白了最簡單的道理,“上學才有出路啊”。
走在山西平遙的大街上,平遙實驗中學校長楊汝生時常會和大家熱絡地寒暄,而在平遙寧固,有很多須發花白的老人都是楊汝生父親楊毓秀的學生,楊家三代23人都從事教師職業,很多上完大學回來建設家鄉的人談起楊老師,都充滿了感激,大家都明白了最簡單的道理,“上學才有出路啊”。

1977年高考恢復以來,高考制度不斷完善,向著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方向努力。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累計有2.28億人報名參加高考,高等教育已培養了9900萬名高素質專門人才。

高考在為國家輸送大量優秀人才的同時,見證著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持續照亮著中國的前程。

恢復高考

萬千家庭的期盼與夢想

回首往事,清華大學原副校長康克軍依舊對那個改變自己命運的10月記憶猶新。

1977年,康克軍21歲,是河北省張家口市郵電局的一名工人,每天騎著一輛舊自行車上班,月收入20元。他平時喜歡無線電,常幫鄰居修收音機。

他的生活仿佛早就規劃好了:再過一年就出徒,兩年后達到一生的“頂點”——二級工,每月掙36元,一直到老……

命運的改變發生在那年10月。

1977年10月,報紙刊登全國恢復高考的消息,全社會一下子沸騰了,考試上大學,這可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

最終,康克軍在這次考試中考上了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從此改變了命運。

2018年11月19日,由中央電視臺二套推出的紀實財經人物紀錄片《遇見大咖》里,IDG全球董事長熊曉鴿見到93歲的著名電化學家、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他鄭重地向老人鞠了一躬——

“我們一代人都感謝你。”

時間的指針撥回到1977年8月6日那個炎熱的下午,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了幾十位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及官員,查全性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經過討論,此次會議決定招生會議重新開,高考當年立即恢復!

這一消息應該說是1976年10月結束十年“文革”后,在中國老百姓中第一個引起最大反響的事,神州大地像初春般增添了一抹青綠……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十幾年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批解放前后出生的普通孩子開始有機會向大學校門進軍。

可就在這時,中國掀起了一場持續十年之久的運動,大學被停辦和關門,黑幕不僅籠罩在國家上空,更遮蔽著一個個學子和家庭的命運。

1977年,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拐點。新中國教育史上出現兩大奇觀:44天連續不停的教育工作會議;第一次在冬季進行大學招生。

當年冬天,全國570萬名學生報名參加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考生,人數達到1160萬。這意味著中斷了十年之久的中國高考制度至此全面恢復,重新疏通了中國社會的人才向上流動通道。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認為,恢復高考制度成了撥亂反正的風向標,標志著一個可以通過公平競爭改變命運的時代來臨。高考制度的恢復使教育恢復了正常秩序。

自學考試

從無到有的開放大學

北大附中副校長張思明1989年被公派至日本崗山大學教育學部進修時,日方的老師介紹他:“他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

張思明站起來更正說:“雖然我的畢業證書上蓋著北京大學的圖章,但是我是自學考試的畢業生。”

張思明想告訴他們,他畢業于一所全世界最大的“開放大學”,在中國有很多通過自學考試來實現接受高等教育目標的青年,而且他們中間有很多是非常出色的。

和張思明一樣在中國的“開放大學”里求學的學子有近兩千萬。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不分年齡、性別,也無論學歷、職業,他們孜孜求學、苦讀不輟。

而這既是時代的選擇,又是時代的必然。

面對被“文革”耽誤的成百上千萬青年如饑似渴的學習愿望,面對造就與選拔經濟和文化建設急需的大批合格人才的時代重任,當時中國高等教育所具備的規模和條件,遠遠不能承載如此重大的歷史使命。

1977年,我國平均每萬人中,在校大學生僅為5.6人。1980年,全國職工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還不到職工總數的4%。無論是總體發展規模,還是其現代化的程度,當時的中國高等教育事業都遠遠地落在了與我們同處于20世紀70年代的世界各發達國家的后邊。

受這種情勢“逼迫”,在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開放方針指引下,教育部著手組織研究建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制度。

1981年1月,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的報告和《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試行辦法》,要求各省(區、市)遵照執行,并決定在北京、上海、天津和遼寧四省市先行試點,摸索經驗。1984年,自學考試向全國推開,到現在已有35年的歷史。

35年前,自學考試從無到有、從弱到強,成為中國也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沒有圍墻的開放大學”。

對于無數和張思明一樣通過自學考試走出來的學生來說,自考不僅僅是一張文憑,更是一個個面對孤獨、克服困難的故事,也是一個個普通命運被改變的故事。

大學的5年時光,張思明所有的星期天和寒暑假都是在考場和圖書館度過的。靠著那股韌勁,1989年他在考取首都師范大學數學系在職研究生的同時,赴日本學習數學教育。在國外,他完成了用英文撰寫的教育論文,被吸收為日本數學教育研究會的國外會員。

在自學考試的行列中,你會看到年輕而富有朝氣的面孔,會看到身殘而志不殘的強者,也會看到耄耋老者的身影。不為別的,只是要證明給自己看:自學同樣能夠成才,學習可以改變生活、改變命運,知識可以讓生命變得充實。

在這群隊伍里,有曾在呼和浩特大黑和奶牛場當養牛工人,后成為內蒙古蒙牛乳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牛根生,有曾經是一名小護士,之后卻在中國信息產業界開辟了無數個第一的TCL信息產業集團總經理吳士宏……

到1988年下半年,全國有560多萬人參加了200多個專業的自學考試,有28萬多人獲得本、專科畢業證書。自學考試在20世紀80年代完成被耽誤的一代人補償教育之后,又在90年代為上千萬高中階段畢業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新途徑。

高校擴招

高等教育步入高速發展期

“我不后悔當初諫言!”每當被問起自己諫言推進高校擴招的舉動時,現任國務院參事、友成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都會毫不猶豫地脫口而出。

1999年高考比之前一年擴招52萬人,增幅超過此前十年之和。湯敏當時是建議人之一。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5%左右。隨著各項事業的快速發展,人才培養的速度和規模越來越難以適應社會需求,高等教育的供求矛盾也越來越突出。

1999年6月16日,原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和教育部聯合發出緊急通知,決定高等教育在年初擴招23萬人的基礎上,再擴招33.1萬人,這樣當年普通高校招生人數達到153萬,招生增幅達到42%。

那段時間,全國各大新聞媒體《今年全國高等教育招生大幅增加》的標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高校擴招成為1999年最受老百姓歡迎的教育政策之一。

繼1999年高校擴招之后,2000年高校繼續擴招,并向西部地區傾斜。

時任教育部部長周濟在接受新華網訪談時曾談到,高校擴招的成就是應該肯定的,高校大規模擴招使我國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轉入了大眾化發展階段。

上世紀70年代末高考錄取百分比徘徊在個位數,到了80年代末變成百分之十幾。1999年的高校擴招給無數考生及其家庭帶來了希望,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滋味。

來自教育部的一組數據表明,1998年我國高校招生人數為108萬人,隨著1999年全國大規模高校擴招,2006年這一數字變成504萬人,2007年達560萬人。今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800多萬人。而今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也達到834萬人。

這一系列的數字表明,我國高等教育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時期,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少數人才擁有的“奢侈品”。

高教普及

個人到國家命運悄然改變

2019年暑假,清華大學的一則招生宣傳片在朋友圈流傳——《從一到無窮大》。

影片里,清華大學副校長薛其坤請來了一些清華同學:有的是1949年以來家鄉縣城中的第一個清華學生;有的是清華女籃的第一批隊員;有的在攻讀博士期間得知中國芯片進口額連續十年超過石油后,把國家需求和個人發展緊密結合,至今奮斗在人工智能芯片研發領域……

這些人看似人生境遇不同,但薛其坤和這些清華的同學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他們都是家里的第一個大學生,也代表著中國無數家庭中的第一個。

今天,超過70%的在校大學生是“家庭第一代大學生”。

1963年出生于山東省臨沂市蒙陰縣的薛其坤曾經帶領團隊率先發現量子反常霍爾效應,取得了諾貝爾獎級別的科研成果。彼時他卻只是齊魯大地上的一個放牛娃,對于薛家,家里出了個大學生,是破天荒頭一遭。

然而“破天荒”的薛其坤,求學之路卻并不順利。他曾兩次考研失敗,數學和物理只得了39分;但挫折沒有打倒他,反而激發出他的斗志。

如今,有接近一半的同齡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而2019年高考,有1031萬考生參加,錄取率超過80%。

42年來,高考錄取率不斷提高。一個跳躍性的歷史轉折點是1999年的高考擴招。在報考人數降低的情況下,1999年的錄取率從34%驟升到56%。

即便如此,1999年,僅有9%的同齡人獲得這個珍貴的機會。201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數據表明,已經有1.7億中國人接受過高等教育,總量上與美國相當,但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卻相去甚遠。

“祖父母是文盲,父母初中畢業,而我是大學畢業。”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蘇明娟說,她一家三代親歷了中國教育70年的快速發展。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人口中80%為文盲,當時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有0.26%。文化水平過低,成為民族發展進步的重要阻礙。

2019年,教育部宣布,我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8.1%,高等教育即將進入普及化階段,這意味著將有一半以上適齡青年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回首往事,高等教育改變著個體和家庭的命運,而這種改變是一步一步進行的。

在招生形式上,高考改革在國家發展的需求中積極求解——

從1983年面向農村或農場、牧場、礦區、油田等艱苦行業的定向招生,到1985年“雙軌制”和“自費生”出現,再到1996年中國高等教育試行并軌招生……

在考試形式上,高考改革在民眾的期待中摸索前行——

從早期理科7門、文科6門的考試科目,到1999年開始推行“3+X”的科目設置,再到2017年上海、浙江試行的“3+3”考試科目……

在兼顧公平上,高考改革在國家的發展中逐漸將教育的天平擺正——

從2001年取消高考考生年齡和婚姻限制,到2014年28個省份開始解決隨遷子女在當地參加高考問題,5.6萬名學生在居住地參考;從2012年開始面向貧困地區實施國家扶貧定向招生計劃,到2015年對殘疾人參加高考提供平等機會和合理便利做出明確規定……

新中國成立70年,高等教育從教育的“奢侈品”成為“大眾消費品”,這讓無數從未出過大學生的家庭走出了第一個大學生。從個人到家庭到國家的命運因此而悄然改變。

在70年的歲月長河中,高等教育在曲折中不斷前進,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選拔出數以千萬計的人才,促進了國民素質的普遍提升,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奔赴到社會各行各業,成長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推動社會不斷向前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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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歷程

從1985年開始,減少科目就成為高考改革的一大趨勢。同年,國家教委將理科、文科各減為3+2共5門,上海則實行3+1方案,并進行標準化考試試驗。1989年8月,國家教委決定將標準化考試逐步在全國推行。

1993年,國家教委推行高考科目“3+2”方案改革,強調考查基礎知識,同時注意考查能力。

1999年,教育部開始推行“3+X”科目考試方案。廣東省率先開始在高考科目設置和考試內容上進行改革。

2014年,教育部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中,“3+3”成為部分省份高考的新模式。學生不再分文理科,根據高校公布的分專業(類)自主提出選考科目范圍,自主選擇選考科目。

2019年,第三批進入新高考的八省市充分考慮本地原有高考模式、基礎教育發展水平、高等教育和學科專業布局等因素,提出了“3+1+2”選考科目方案,在考試時間、錄取方式上進行了多種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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